张兆林笑笑，说了句调侃话：“城里人说乡里人，没有饭吃，就吃面吧。”
陶凡却没有笑，只道：“我不是同你开玩笑。招待所后面的山，空在那里干什么？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？在上面建些平房，地委领导去住。”
张兆林答道：“只怕是个办法。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，要改良。”
“不要改良了。全部砍掉，另外栽吧。”陶凡说。
张兆林问：“仍栽柑桔？”
陶凡说：“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。就栽桃树吧。”
“桃树？”张兆林有些吃惊。
陶凡说：“最好是观赏桃，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。”
张兆林还在犯疑惑，陶凡又说话了：“地委领导没房子住，在山上搭个平房，总算不过分吧。”
只两三个月工夫，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。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，改栽了桃树。山头疏朗多了，添了些画卷气象。平房因山势而错落，散布开来，虽格局相同，却并不显得单调。
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，西州没出什么大事。这年头，总像要出事的样子，却终究还算太平。为着那些异兆，西州的百姓白c心了。
二
地委大院里
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。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，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。后来，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。又因为西州太穷了，难得出业绩，干部上去的就少。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。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、副省级待遇，却只能终老西州。不论谁当地委书记，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。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。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，外地看着羡慕，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。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，可他们的老领导、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。他们没别的能耐，至少可以让你难受。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，正是发脾气的时候。
每天清晨，关隐达起来跑步，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。什么年头了，还有留长辫子的？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，偷偷儿注意过老人。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，梳得不怎么规整，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。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，宛若仙人。晨练的老人很多，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，或是边运动边聊天。只有这位长辫老人，总是半闭着眼，不答理任何人。也没人去打扰他。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，无人近前。
关隐达后来才知道，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。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。西州剿匪时，他是个连长。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，生擒匪首活阎王啦，智取匪巢金j界啦。很多别人的事迹，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，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。剿匪那会儿，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。小孩哭闹着，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，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，大气都不敢出了。西州情况太复杂了，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。他就被留了下来。虽然只是个连长，却当上了地委书记。
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，一个贫穷的乡村。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，敲着钵子吃食堂。如此过了好多年，也没回家探过亲。后来，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，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。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，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。家里人都生气，不太理他。
几年前老太太死了，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。家里人既进不了城，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，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，所以弄得很穷。儿孙们就越发怨他，没把他当亲人。他却是越老越古怪，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。
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。隐约记得有年，很长时间不见他了，几乎把他忘记了。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，就留着长辫子了。
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，三室一厅，七十多平米。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。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，老人就是不肯搬。他住的是一楼，窗帘长年垂着，门也总是闭着。就是夜里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。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，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d。
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，或扛着亮晃晃的剑，或提着菜篮子。从没见他买过j鸭鱼r，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。每月十二号上午，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。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，见他去了，便会放下手头的事，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。老人接过钱，细细数过一遍，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，揣在手里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，塞进贴身口袋里。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，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，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。老人家动作慢，几个姑娘望着他，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。他一出门，姑娘们都松了口气，吐吐舌头，封着嘴巴笑。
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，径直去地委办，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。支部书记总会说： “陈老，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！您的党性真强！”只有这时候，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却不说什么，又半闭着眼睛，转身走了。
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，都会装着没看见，守在办公室，绝不出门。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，只埋头看文件。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，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，拖着长辫子，背影慢慢消失。他们便如释